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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连升十级,一个清代湖南官员的升迁之路_学习通自动刷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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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兴南路,苏家巷,“贺长龄故居”的牌子常被来来往往的人忽视,偶有驻足者,也多半不大知道贺长龄到底是谁、曾经做过什么事。

善化贺氏曾显望于湖湘近三百年,贺长龄则是其家族崛起的“开山人物”。即便如此,贺长龄和他的家族故事仍和其他普通人、普通家族的故事一样湮没于历史的潮流中。

还好,贺长龄和他的家族的故事被他的后人打捞了出来,这便是《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

“我不会出于光宗耀祖的虚荣而写作,我觉得后人靠先人的荣耀去获得存在感很没出息,后人应该在先人的声誉中获得激励启迪而不是荫护。”作者罗宏如是坦陈。

获得激励启迪,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打开这本书的理由。

七年连升十级,一个清代湖南官员的升迁之路

崛起于道光朝海运派与河运派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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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和珅被革职下狱,但与他有关的吏治腐败,却并未随之结束。嘉庆“只罪和珅一人”的做法,无法澄澈已经腐败不堪的官场。所以,和珅染指的漕运,虽然多次更换主管官员,但换汤不换药,收效甚微。到道光初年,漕运腐败、漕政不兴的局面仍不见有丝毫好转。

在清代,漕运与河工、盐法并称为“三大政”,康熙更是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束宫中柱上”,作为“治国要务”。清朝之所以如此重视漕运,是因为漕运保障了京师的物资供应,为京师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清政权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为巩固统治, *** 官吏实行双轨制,满汉并列,机构庞大,京师附近还驻扎10余万八旗军士,八旗官吏和士兵的背后还有数十万不劳而食的家属,他们的赡养米粮大多来自漕运。

“漕,水转谷也。”这是《说文解字》对“漕”的诠释。从秦汉开始,到清朝,漕运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漕运,更大的事件莫过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南粮北运的格局由此形成。历史上,南粮北运,曾漕运和海运并举,但明末开始,海运废弃,漕运成了唯一选择。到清朝,朝廷更是依赖漕运。漕运因此也成了贪腐的重要滋生地。

道光初年(1821年),有漕省份米价每石约一两白银,从征收、漕运到京通交仓,米价每石高达白银十余两,可见漕运过程中 *** 污吏盘剥勒索之严重,漕运 *** 形成的贪腐势力已经严重影响到京师的稳定。

1824年冬,洪泽湖东岸的高堰大堤决口,淮河水位下降,自高宝至清浦一带河道淤浅,造成漕运极大困难。为解决漕粮北运,朝廷内外要求改河运为海运的呼声再次高涨。道光皇帝有意趁此机会废漕运而兴海运,但漕运养肥的贪腐势力不甘就此撒手。关键时刻,道光皇帝决定启用贺长龄、陶澍等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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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作者罗宏认为道光把贺长龄调到江南,先后任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是经过了观察考虑的。道光元年,贺长龄从京城外放南昌做知府,次年升山东兖沂曹济道,第四年任山东按察使,同年调任江南任江苏按察使,第五年升为江苏布政使。这种调任轨迹和升职速度,“显然有考察和重用的意图”。而贺长龄也不负考察,在山东任上,他“重实经世”,认识到当地水利建设与运河、漕运关系密切,并注意到漕粮河运存在的壅塞问题,为此,贺长龄开沟洫,兴水利,百姓收获倍增。

贺长龄到任之后,与江苏巡抚陶澍集中精力积极策划和筹办漕粮海运。在魏源代他所作的《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中,贺长龄大力为漕粮海运鼓与呼:“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

贺长龄尽心竭力,全力 *** 办漕粮海运。他赶赴上海,召集当地的牙行、船户,向他们“开诚晓示”,从而使很多船商“踊跃急公,陆续投具承揽”漕粮海运。由于贺长龄等人努力实干,1826年2月之一批漕粮海运取得成功,一时震惊朝野。曾任两江总督、时任漕运总督的琦善念及贺长龄“亲驰海澨集贾买舶者千樯,播皇仁而普协商情,免税缗者万计,筹费则悉从撙节……遴员则必取廉勤”而上奏请奖,道光帝朱批:“藩司贺长龄布置精详,著交部议叙。”

如果不是丁忧,仕途应另有一番格局

因母病故回长沙丁忧前,贺长龄经历了京官外放、经历了多个岗位的历练并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替他的这位先人算了下,从道光起用贺长龄到贺长龄 *** 山东巡抚,7年时间连升十级,这个升官速度,“比曾国藩还牛”。

贺长龄的仕途进步,因母亲病故而中断。丁忧制度始于西汉,规定官员在父母死后须为其丁忧(即离职)三年,带有强制性。其后历届王朝基本上继承了西汉的丁忧制度。到清朝,朝廷为保证满族官员的比例,满族官员丁忧的时间曾短至1个月。

为保证行政机构正常运转,官员丁忧,必有人替补,因此,绝大多数丁忧官员不仅错失了升迁机会,丁忧期满后,还很难再恢复原职。

道光十年,贺长龄45岁,正当壮年,如果不是因为丁忧,他的仕途应该另有一番格局。丁忧加养病,贺长龄歇了5年,他的仕途之所以并未凉凉,除了他此前在山东和江苏任上多有建树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他主持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这让他虽然暂离了官场,但影响仍在。

贺长龄潜心政务,因此《皇朝经世文编》的实际编撰,是被后世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之一人、又被称为天才写手的魏源。

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收文2236篇,全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所选辑的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反映了清代部分学者和官吏“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愿望。

《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时,正是漕运的海运派和河运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为了证明海运的可行性,贺长龄需要从先圣时贤的论著言说中寻找能够支持到自己的理论根据。《文编》以三卷的篇幅选择有关漕运的有价值的文章,其中重要的一篇是曾与和珅同期为官的谢阶树所著的《改运议》。《改运议》主张海运,还提出运输 *** 由军运改为“募客舟之法”,并特别建议在苏松一府开展雇沙船海运漕粮的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这些建议,成为日后陶澍和贺长龄试行漕粮海运的基本构想。

在代贺长龄复署两江总督魏元煜的信中,魏源论述了漕粮海运的有利条件,河运的种种困难,批驳了海运可能遭遇“海盗”“风潮”“霉湿”的浮言。以及在海运过程中,在出海口的上海和上岸口的天津,“得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的理由,可谓设想周详、举措完备。

《皇朝经世文编》行世后,开启了近代经世 *** ,续书争出,影响深远。比贺长龄晚生了半个世纪的张之洞也曾说:“善化贺氏,武进盛氏《文编》,于经济、掌故、交涉、政要,最称明备。”

魏源20多年的幕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应是在贺长龄指导下编撰《皇朝经世文编》的那两年。《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始于1825年,完成于1826年。虽然看起来只历时两个年头,实际上是贺长龄入仕以来多年对相关素材收集、积累和注意的结果。不然,魏源再天才,以他当年的见识和资历,断不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如此大工作量的巨著。《皇朝经世文编》编完,魏源的经世思想也迅速成熟。

随着《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力,贺长龄的人脉旺盛一时。虽然后世谈及《皇朝经世文编》时,常有人只谈魏源,忽略了魏源当时的幕主贺长龄,但贺长龄应该会庆幸有这么一位天才写手和改革帮手。

十年贵州巡抚,多“为民任事”

《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提到了贺长龄遗文中题为《耐烦劳说》的一篇。这是篇讨论为官的天职义务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当官者就是为民 *** 劳的命。文中,贺长龄引用了陈文恭的这段话:“人谓居官则可免烦劳,不知正为居官,则不能不烦劳,亦不敢不烦劳也……即有官司厌一时之烦劳,而百姓受无穷之福泽;即有官司厌一时之烦劳,而百姓受无穷之扰累者矣……”

贺长龄的仕途中,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为和不为,他依据的,不是有利自己进退的官场经验,而是他在《耐烦劳说》中所强调的是否有利于百姓:“官亦不能遽使其民,必须与民相亲,为民任事,使吾民感我之恩喻我之意,上下交孚,欢然若一家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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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认为贺长龄的这番表态,“更多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处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这在同时代官僚中,非常罕见。

如果说贺长龄前期改革漕运等是为皇帝分忧,并因此屡获嘉奖和升迁,那他近10年的贵州巡抚任上,则多是“为民任事”。

在贵州,贺长龄禁 *** ,重文教,大力兴办书院和义学。他发现“黔地苦文教未兴”后,便捐出自己的廉奉,督促各守令创办书院和义学。仅在两年的时间里,各地都纷纷建起了书院和义塾。他还严格督教生员,将书院分为上、内、外三舍,根据生员不同的文化程度分舍讲学。公务之暇,他亲自到书院讲学和考核生员。经他选入上舍的34名生员,多数都考取了举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贺长龄还捐筹经费,在贵阳修建“尚节堂”,供守节的寡妇居住,并为寡妇的孩子开办“义塾”,解除了守节寡妇的后顾之忧,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净化了社会环境。还开办了“及幼堂”,专收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既请先生教他们读书识字,又派工匠教他们学习手艺,以便他们长大以后,既有文化,又有一技之长,能够自己谋生与创业。

为撰写《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罗宏去贵州请教当地的文史专家,当地的文史专家告诉罗宏,民国年间,贺长龄办的“尚节堂”仍在,为表示对贺长龄的感激,尚节堂除传统节日外,还在贺长龄的诞辰日农历二月初八举办特别的祭拜活动。这个祭拜活动,始于贺长龄离开贵州去云南赴任云贵总督,哪怕后来贺长龄很快被贬,也未废止。

《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罗宏认为贺长龄尽管有经世派领袖的盛名,以务实能力著称,却没有领悟在朝为官,最务实的是迎合圣意。贺长龄真的是没有领悟到迎合圣意的重要性吗?后人的揣测仅仅只是揣测,真正的答案只有当事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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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漕运的改革对湖南力量的崛起很重要

潇湘晨报:继两年前的《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之后,刚刚又出版了《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罗氏和贺氏,一个是你的父系家族,一个是你的母系家族,且都是影响过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家族,这很容易让人认为您的写作是一种炫耀,但熟悉您的人都知道,炫耀并不是您的初衷。

罗宏:我走进家族史的写作,是很偶然的。我在《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的后记中也提到过,我是在父母的遗物中无意发现了一些家族史料。这激起了我进一步挖掘的兴趣。我承认,我对先人们怀有敬意,如果我要写的对象不是家族先人,我可能不大会花五六年时间,而且是自己掏腰包泡在故纸堆中辛苦梳爬、跑遍大半个中国寻访调研。但,我写先人的故事,也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存在感,或者获得一种资本——如果我还只是二十几岁,我或许还可以因此拿个世家子弟的身份在学界讨生活,我现在都退休了,如果是为了这个,我何必花这么大的代价?

我之所以写先人们的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们、我们的后人还要生活,还要面对各种先人们可能遇到过的类似的事情,先人们处理那些事情的经验,可能会为我们、为我们的后人提供一些经验,让我们和后人少走一些弯路。

潇湘晨报:和《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一样,《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不仅是夹叙夹议,还有大量的史料引用,这影响了故事讲述的流淌性。

罗宏:这是有原因的。我所写的、所了解到的家族故事所涉及的很多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很多说法都和前人、和别的研究者所知道的有些出入,甚至很不一样。例如,贺熙龄和左宗棠的密切的师生关系,左宗棠对贺熙龄的高度敬重,以及贺熙龄对左宗棠人生的重大影响,如果没有史料依据,很多读者会认为我信口开河,为先人涂脂抹粉,甚至认为我要攀附左宗棠。所以,我必须拿出相应的史料来证明我所言非虚。另外,我在书中引用这些史料,还有个目的是借此把这些资料共享给有兴趣的人做进一步研究。所以,我愿意牺牲一些可读性。

潇湘晨报:史料很多,您之所以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根据是什么?

罗宏:事实是为思想服务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事情是无限的,我关注的是能够呈现出一些人思想的那些事情。例如,我写到的曾国藩、我看到的曾国藩是道德包袱很重的一个人,总是在患得患失。当然,每个人都患得患失,你我都是有些功利的,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看到一个人在被另外一种东西纠缠的时候,他的那种变来变去的感觉值得我们重视——每个人都不可能活得很舒展,曾国藩就是个典型,他是名人,他所表现出的这种典型,就更值得我们关注。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面对这种束缚和这种纠缠,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这也就是我写作的意义。

潇湘晨报:《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中,您用较大的篇幅讲述了贺长龄的仕途故事。您觉得在贺长龄的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事情是什么?

罗宏:贺长龄有两件大事。之一件大事是海运。这要从和珅集团说起。乾隆没有处理和珅集团,把和珅的处理留给了嘉庆。嘉庆处理了和珅,但和珅集团的贪腐问题并没有处理。和珅集团控制的漕运,是贪腐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领域。到道光皇帝了,他有心要处理漕运腐败,但如果从吏治着手,把控制漕运的和珅余党全都搞下来,很可能会动摇统治的根本。这个时候,道光只好绕道走,选择海运。漕运的贪腐集团强烈反对海运,表面上是因为海运风浪大、还有海盗,其实是因为动了他们的奶酪。

道光选择用陶澍、贺长龄等 *** 搞海运有一定风险,但他也明白 *** 官员还是有能力的,而且 *** 官员不敢像满人那样贪, *** 官员要立足,要有自己的前途就必须拼命为朝廷做事。我认为漕运改革,拉开了清王朝敢大胆用 *** 的序幕,所以,道光就问陶澍有哪些人可以推荐,陶澍就放肆地推荐了一些湖南人。漕运的改革不止对贺长龄和陶澍很重要,对清王朝中湖南力量的崛起也非常重要。

潇湘晨报:湖南人当时在朝廷是没有根基的。

罗宏:在清王朝的朝廷,至少在道光之前,所有 *** 其实都没有根基。首先, *** 官员集团弱于满人官员集团。其次,湖南官员集团在 *** 官员集团里也是弱势地位。但是漕运改革成功后,湖南官员的重用就开始了。也是因为漕运改革成功,道光很信任贺长龄。只是后来在云贵总督任上,因为 *** 没处理好,被道光拿起背锅了。

潇湘晨报:师爷世家出身,对贺长龄、贺熙龄兄弟的仕途有没有一些影响?

罗宏:师爷是摇鹅毛扇的,他们对官场的弯弯绕绕、水深水浅其实很明白,看得很透。师爷中的刑名师爷,是贺家的“家学”,行事处事很谨慎,怕报应,尤其是对待关乎人命的事情。这也就是后来在云南处理不好 *** 的一个原因。道光觉得贺长龄太拘泥于妇人之仁,缺乏铁腕杀气。《清史稿》对贺长龄治滇的评价是:“贺长龄儒而不武,不足以奠岩疆也。”这很客观。

潇湘晨报:贺长龄主持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在当时有哪些影响?

罗宏:《皇朝经世文编》之前,乾嘉学风是知识界的主流。乾嘉学风做的是训诂、考订等很安全的学问,没有人关心国家怎么办、向何处去。《皇朝经世文编》搜集的都是一些讲水利怎么搞、棉花怎么种等典型案例的工作处理报告,都是些实实在在有用的方案,相当于给官员们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案例和解决类似问题的思路。《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清朝的学界开始转向时务:怎样发展农业,怎样抓社会治安……客观上,让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移到研究实际问题上了,对乾嘉学风的纠正起了一定的作用。

潇湘晨报记者 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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